陈平原:“五四精神”在于重估一切价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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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从读书时代起,陈平原就开始了与“五四”的对话。对当时的读书人而言,“五四”并非遥远的陈迹,而是切近的现实,他们自觉地继承“五四”火炬,引以为精神同道。此后近四十年,他通过现代文学史、思想史与教育史的理路,不断进入历史深处与“五四”对话,出版了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》《“新文化”的崛起与流播》《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——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》《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》等著作,阐述“五四”之于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价值。他说,“五四”并不提供一套标准答案,但它展现了一种风骨和立场。


  2019年5月4日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

 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刊

  “觉醒的时代”

  采写 | 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


  陈平原

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

 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“五四”

  新京报:百年来,无论中国的现实政治如何变幻,“五四”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,被一代代知识人不断挖掘和阐述。正如你所说,“‘五四’之于我辈,既是历史,也是现实;既是学术,更是精神”。从思想史角度而言,“五四”为何能有这样的突出地位?它的魅力究竟何在?

  陈平原:“五四”之所以影响深巨,源于其在思想文化层面开启了一个新时代,“五四”的元素是逐渐积累起来的,包括危机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。此前的媒体问题、学堂问题、思想问题、文学问题等,积累至此,形成一个汹涌澎湃的场面。“五四”之所以引起关注,除了其本身的贡献以外,还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被陈述的故事。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,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;有的事件本身也很重要,但是或者因为禁忌,或者因为单薄,或者因为被忽视,缺乏深入且持续的对话、质疑与拷问,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。

  “五四”从一开始就被关注,本身就有其魅力,再加上一次次被论述,它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。从某种意义而言,“五四”时代所涉及的问题,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,这也是我们今天仍在讨论“五四”的理由。今天回首“五四”时代的言论,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多地方说得或偏激,或浅薄,但是他们都点到了,因而提供了对话的目标和可能性。其实,每代人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跟历史对话,在对话过程中推进思考。“五四”并非提供一套标准答案,但我们可以回到“五四”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立场。


  走上街头的北京汇文中学的学生队伍。

  五四运动的特点在于“有备而来”

  新京报: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常被放在一起来考察,如梁启超所言,“此次政治运动,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”,具体而言,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哪些准备?

  陈平原: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都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,他们得益于晚清开始的思想启蒙,得益于《新青年》杂志的号召,更得益于他们所生活的体制,比如新教育的拓展,还得益于当初从语言表达形式到思想立场的革新。如果将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放在晚清以降的历史中去审视,很难说它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危机或是最为屈辱的时刻,但当时新媒体的产生为危机意识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;新思潮的荡漾,唤醒了年轻一辈的爱国心;新教育的壮大,培育了作为新生力量的大众学生群体。这一切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。

  谈论五四运动,还必须考虑到他们是用什么形式表达自己的立场,他们不是伏阙上书,到总统或总理那里递陈情表,寄希望于最高当局,而是把自己的立场公之于众,通过演讲、报章、通电、游行的方式告知民众,动员民众给政府施加压力,这正是思想启蒙的结果。有众多技术手段和文化因素的积淀,才能走到“五四”。所以五四运动的特点在于“有备而来”,这不是说五四运动是有规划、有组织的,而是说五四运动爆发前,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,中国社会孕育造就了这一运动的人员、制度和精神氛围。就好像我们要组装一架飞机,除了总体设计,更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零部件集合到这个地方,水到渠成,才有可能实现。


  美国摄影家詹布鲁恩拍摄的五四运动示威者,他们手持 “还我青岛”“、同仇敌忾”“、誓死力争青岛”等标语走上街头。

  新京报:五四运动使原本纯粹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发生转向。在你看来,五四运动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,还是挫折?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,新文化运动会走向激进的政治行动吗?

  陈平原:任何运动都不可能保证在一条轨道上不越轨,永远按照最初的设计往前走。第一波浪潮过去了,第二代人起来了,方向就有可能调整。年轻人起来了,热血沸腾,“五四”时激进的不是老师,而是学生。蔡元培等新文化人都没有鼓励学生们上街,上街抗议和火烧赵家楼的是学生自己。年轻人被唤醒后,会找到自己的出路,他们日后的表现并不完全受长辈的掌控。

  当然,如果没有“五四”的突发事件,新文化运动也会继续往前走,但它走的速度不会这么快。在某种意义上,因为有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激烈反应,它会比自然状态要快很多。胡适曾经说,因为1920年政府一道令下,全国各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都改成了白话文,一下就让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提前了几十年。同样的道理,新文化运动如果让它正常酝酿、逐渐普及,等各个中小学的学生们长大,也可能会走到比较好的境界。今天很多人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姿态的批评,可以理解,但我们没办法预设一种理想方案。历史是各种合力造成的,进入角力场以后,谁都说不准下一步“风往哪一个方向吹”。

  两代人合力完成历史转型

  新京报:你曾说,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,明显比此前和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,因为有激情,有机遇,有舞台。为什么这样说?

  陈平原:因为大学阶段的政治激情和社会活动,将来会影响到他们一辈子。经过“五四”洗礼的这批人,日后很可能因为“五四”的正当性得到承认,通过一遍遍回溯自己的青春,他们会比别人精神上显得更年轻。

  年轻时候的作为为他们赢得声誉,所以日后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和话语权,也有更好的舞台发挥自己的才华。即便做学术研究工作,“五四”的这些学生领袖将来在组织性、开创性和协调能力方面往往比别人强。只是一个人做学问,不见得需要这些能力,但是要领导学界则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,因而从学生领袖到领袖学界,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。


  参与游行的北京大学学生。

  新京报:你主张要“平视”晚清和“五四”,认为是这两代人的合力完成了中国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(1898-1927),这样的考察视角有怎样的好处?

  陈平原:在我看来,晚清和“五四”两代人在人格理想、知识类型、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一致性要大于分歧,他们自觉地实现了思想文化、学术传统和政治议题的“接力”。新文化运动从积累到爆发,有一个漫长的过程,用平视的角度来描述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。以前之所以学界不愿承认,是因为对于“五四”的格外推崇和对晚清的相对压抑。后来王德威说,“没有晚清,何来‘五四’?”引起轩然大波。

  有人推崇晚清,有人推崇“五四”,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回事情。这两代人,有人是前半场上场,有人是后半场上场,有人是中间才插进来,但这一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剧是在他们手中共同完成的。历史永远是连续的,但历史又不可避免有某种形式的中断,连续和中断是互相倚靠且互为因果的。如果只谈连续的一面,那就看不出它的波澜;如果过于强调中断,则难以把握历史全貌。

  新京报:“五四”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何共同特点?

  陈平原:那一代人胸怀天下,尽管观点各异,但他们往往独立思考,敢于怀疑,善于怀疑,重估一切价值。“五四”是一个大数据库,每个人进来取的数据是不一样的,社会主义、自由主义、无政府主义都是“五四”的一部分。它内部的不同声音在此后一百年中不断响起,此起彼伏。

  本文原载于5月4日《新京报书评周刊》B09版。采写:徐学勤;编辑:杨司奇 榕小崧;校对:刘越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,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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